繁荣艺评 | 我们没有告别过去，我们如何面对现在？

我们没有告别过去，我们如何面对现在？

省影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

陈捷

尽管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但这个春天还是姗姗来迟，而冬天，并未过去。这就使得《你是我的春天》既是一部讲述过去的故事，也是一部讲述当下的故事，既是一部历史叙事，也是一部现实叙事。与同样是抗疫题材的《中国医生》和《穿过寒冬拥抱你》相比，这是《你是我的春天》所面临的独特语境。

描述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一般会有两个叙事目标——揭示伤口和重建信心。一方面，电影带领观众回顾一场发生过的灾难，给观众一个宣泄疼痛的出口；另一方面，灾难已经过去，疼痛是可以治愈的，日子总要过下去，希望就在前方。这个双重性的叙事目标看起来是一对悖论，却是历史灾难叙事的应有之义。因此对于伤痛的揭示，不能过于轻描淡写，也不能刀刀致命，而信心凭何重建，则需要温暖情感的慰藉，需要人性光明面的照耀，需要对人性、历史幽暗处更深入的反思。

这一叙事常常面临的困境，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伤口的深度、疼痛的程度和抒情的限度问题。八十年代初的伤痕电影及其遭遇的批评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某种批评标准看来，对历史灾难的描述，不仅涉及到真实性问题，更涉及到伦理性问题。即便是《泰坦尼克号》和《辛德勒的名单》这样广受好评的影片，在某些观众看来也有着遮蔽苦难甚至消费苦难的嫌疑。如库布里克就说：“辛德勒的名单是关于200个活着的犹太人的故事。而大屠杀是关于六百万死去的犹太人。”而《浩劫》的导演朗兹曼至死都认为以情节剧的方式表现大屠杀是不道德的行为。在中国电影中，《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也曾面临着同样的质疑。

疫情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但它不仅是一场发生于三年之前，发生于武汉的一场特定的历史灾难，而是一场依然延续在当下，依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灾难。灾难叙事的伦理性就变得更为重要。1928年，当巴斯特·基顿拍摄《船长二世》时，本来设定的灾难场景是洪水，但就在几个月前，一场密西西比河的大洪水刚刚夺去了246条生命。基顿在回忆录中说：洪水会令观众触景生情，最后只能改用了飓风这一“看起来更温和的灾难形式”。

的确，在灾难叙事的真实性和伦理性之间，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你是我的春天》的主创们毫无疑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主创说，我们以为这部影片是用来告别的，结果发现还在漩涡里。因此他们试图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五个看似独立，又各有关联的故事中，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关注点，让观众看到了不同的生活侧面。与其说这是又一部“我和我的”系列式的集锦片合集，我更希望它是一部有着与《金刚川》相似叙事企图的复调式影片，让这五个故事并不只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命题，而是围绕着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事件，在这种复调式的叙说中，让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人去关注到不同的事实。

于是，自然有人看到恐惧，看到伤痛，看到无奈，也会有人看到责任，看到勇气，看到爱。就如同我们真实的生活一样，有人相信就会有人怀疑，有人坚守就会有人放弃，每个人都在表达，每个人都在传递，每个人也都在互相影响中发生着变化。但是，如果所有的观众都意识到，此刻灾难并未过去，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面对的其实都是未知，这才是对影片的最大挑战。当王书记走向方舱医院，满天的星光只能是一种祝福，而作为医生的龚臣夫妇自始至终处于的焦虑、疲惫和对未知的恐惧，才是最真实的情绪，当龚臣在情绪几近失控后嘶吼着“搞下去，一直搞下去”，这才是最真实的勇气。以最真实的恐惧表达出最真实的勇气，这是影片的至暗时刻，也是高光时刻。如果说在现实和历史的夹缝之间，在真实性和伦理性的悖论之间，灾难叙事所面临的困境常常难以解答，《你是我的春天》仅凭这一幕，便足以给中国电影很多启示。